教育技术有两个悖论。第一个悖论是，虽然教育的一个主要目标是提高学习效率，但与爱迪生或斯金纳的希望相反，教育不能以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实现。
要使信息技术在学校发挥作用，需要训练有素、收入丰厚的教师和图书管理员。尽管有越来越多的培训专家满足了这一需要，但教师和图书管理员的关键信息技能却在下降。教科书价格的上涨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今天的教科书实际上是许多老师组织课程所需要的框架。一名或有限几名教授可能足以写出教科书，但他们的工作也要经过同事的同行评审，他们需要其他技能来制作教程。问题应该是，这些高价教材是否真的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这门课。
如果是的话，教材费用应被视为学费的一部分，并按比例包含在奖学金中。开放教育资源运动一直在通过免费提供课本和其他材料向传统出版商发起挑战，但其支持者发现，创造和采用高质量的替代教科书所需要的时间和精力远远超过他们的估计。与此同时，商业教科书出版商认为，自年以来，使用教科书的成本实际上下降了，部分原因是教科书的出租和转售在增加。这是一种值得商榷的说法，因为在这样的安排下，学生不能将书保留下来。
至少在某些领域，尤其是与慕课和其他在线项目有关的领域，定价适中的教科书——如罗伯特·塞德格威克和凯文·韦恩的教科书——可以通过减少转卖和鼓励零售来让出版商和作者双双受益。第二个悖论是，纸媒这种效率低下的媒介，在对提高思考效率方面有价值。正如我们所见，屏幕上显示的可搜索文本是了解和验证细节的最佳方式。在人文科学方面，在大学图书馆里可以看到的报纸和杂志，最终可以给人文学科的教育提供一些类似实验室中得出的经验。
这一切都很美妙。我们看到，纸质印刷品在促进概念和关系的学习方面具有优势，然后可以利用电子资源进一步探讨这些概念和关系。史密斯学院的写作、教学和学习项目负责人胡利奥·阿尔维斯说，用相对低效的印刷书本可以更有效地促进我们才智的使用。他注意到印刷书籍在大学图书馆的借阅量不断下降，他认为这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生论文的独创性不断下降有关。阿尔维斯将研究的短期需要与理解的长期增长做了区分。数据库搜索可以有效地直接回答问题并提供与查询最相关的资源。
但是，相对低效的纸质书图书馆促进了另一种可能更深入、更持久的学习。“图书馆是与知识不期而遇的富矿”，那里或许不再是我们获取知识的主要来源，但仍然应该是一种重要的补充。事实上，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时，通过一本名为《牛津英语词典》的纸质参考书重新发现了“意外”这个词。浏览《牛津英语词典》的电子版是可以的，但印刷出来的页面会留在我们的视觉上，并激发更多的思考。例如，虽然很多书都有网上的免费阅读版本，但《不列颠百科全书》第十一版却仍需阅读印刷版。
在20世纪90年代的网络热潮之后，学术界的一些官员在21世纪的头10年里接受了硅谷的教条，为“不再使用书本的未来”大唱赞歌，而他们对技术持保守看法的同行在网络仍很稚嫩时对此表示担忧。一些图书馆根本没有印刷书籍，这吸引了媒体的注意。然而，至少有一家图书馆的用户对这个政策并不满意，图书馆员最终承认了读者对印刷书籍的需求，千禧一代也拒绝老一辈对他们选择教科书形式的先入之见。幸运的是，非此即彼的思维现在不那么普遍了，人们默契地认识到，高效率的手段有时可能导致效率低下，反之亦然。
一个世纪以来，从托马斯·爱迪生到B.F.斯金纳再到里德·黑斯廷斯，通过技术进行有效学习的目标似乎已经陷入僵局——也许是因为太多的领袖（斯金纳除外）曾是企业家、基金会高管、职业经理人、政治家而不是教师。信息技术增强和丰富了教育中的几乎所有领域，但既没有减少获得学位所需的时间，也没有改善人们的背景知识或批判性判断能力。出现这种情况有很多原因，包括开发有效的在线学习平台需要高昂的劳动力成本（包括开放获取教科书）、技术可以让不严谨的人产生掌握知识的幻觉、试图将志愿者精神和专业特长融为一体的众包计划的困境。
鉴于机器学习的进展，算法有可能在理论上学习到有效的教学辅导技术，如通过分析最成功的人类教师的大量课程，甚至通过对大量学习者进行实验来制定新的策略。但无论技术在教学中的效率有多高，它在教授批判性判断或创造性方面都可能效率低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十年就一直强调服从和统一带来效率的观念已经过时了。没有独立思考，社会永远不可能有效率。对于重要目标而言，效率低下的模拟思维比新的信息技术更加有效。
在金融、商业、媒体和教育方面，年前的技术和世界并不比我们现在的情况更人性化，但信息技术运动的批评者在
